丛林乃众僧所止处，行人栖心修道之所。佛教与树有着无比殊胜的因缘：佛陀降生于无忧树下，成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双树间，而佛陀遗教也是在七叶树旁结集。

佛陀与佛教三圣树

相传约2500年前，在古印度的西北部（今尼泊尔境内），有一个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与王后摩耶夫人结婚数年后终于有了孩子。按照习俗，摩耶夫人需要回娘家分娩。

摩耶夫人临产前回娘家，途经兰毗尼花园小憩，见园中有一株枝繁叶茂开满金色黄色的无忧树，伸手触碰动了胎气，便在无忧树下生下王子乔达摩·悉达多王子。

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出家修行数载，最终于菩提树下悟道七天七夜而成佛。

佛陀八十岁时，在印度的希拉尼耶底河内沐浴，随后上岸步入娑罗树林中，于两株娑罗树间披上袈裟，右侧卧其上涅槃。

佛陀涅槃后，其弟子于七叶树下第一次集结，并于七叶树下统一经法。

释迦牟尼佛降生于无忧树下，得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树下。

释迦牟尼从出生至涅槃都与树有关，自此，树与佛教便有了不解之缘。

印度圣树——菩提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唐代高僧慧能的这首禅诗众口相传，也让“菩提”一树广为人知。

“菩提”一词属于梵文音译，意为觉悟与智慧。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那棵菩提树早已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值得庆幸的是，两千年前这棵菩提树上的一截枝条曾被赠送给锡兰（今斯里兰卡），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于是，将锡兰这棵菩提树的一根枝条，栽种在原址上，这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释迦牟尼成佛处的菩提树。这棵菩提树如今已被列为印度国宝，严禁摘取一株一叶。

1954年，前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将一株菩提圣树上的枝条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将这株枝条交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精心养护。菩提树，不仅仅是佛教的圣树与智慧树，更作为印度国礼来见证中印关系的源远流长。

树与寺院二三事

寺庙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类型，主要是指寺院的附属园林，也包括寺观内部庭院和外围地段的园林化环境。寺庙园林环境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植物的营造，它兼具宗教活动场所和园林游赏的功能，是宗教建筑与园林环境的结合。

寺庙里环境相对稳定，僧人一般相对少物欲，多知识，故栽植树木能较长久保留下来。每年的植树节，各地寺院的僧人也都身体力行参与植树造林活动。新时代下的佛教与树，关系更为密切。

　　佛陀诞生于树下，佛教的修行也与树息息相关。僧人们常于树下打坐，亦或是参禅阅经。

　　树象征着生机与希望，为众生提供庇护、生养之处。河北柏林禅寺、庐山万杉寺、长沙松柏寺……纵观全国寺院，以树名来命名的寺院并不少见，可见树在佛教中的重要性。

植树造林是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后代的公益性事业，也是佛教历代传承的优良传统。自古寺院皆古木参天，华叶蔽日，皆赖历代僧众檀越栽种维护。植树造林，不但能广种福田，同时也具足无量的功德。现世自身能受荫凉，亦能清凉后世之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发心植树者，自利利他，即菩萨之行。所以说，发心在寺院种树，功德甚大。

增城百花古寺

百花古寺（在建）坐落在南香山，位于增城区永宁街九如村龙江围，南香山古称南樵山，意与粤中名胜西樵山、东樵山（即罗浮山）鼎足对峙。山上原有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的寺院，名“百花古寺”，它比增城建县（公元201年）还要早100多年，故有“先有百花，后有增城”之说。据《广州寺庵碑铭集》记载，百花古寺是广州有史可考最早的寺院，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传说众多。

鉴于百花古寺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社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重建。在各级领导及广大信众的支持下，百花古寺于2013年正式批准重建，并礼请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大佛寺住持耀智大和尚为住持，承担起中兴古刹之重任。百花古寺重建工作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不仅重建传统寺院格局，而且依托寺院传统主体高规格规划建设僧伽蓝修学处所、四众共修中心、佛教教育学院、佛教博物馆、公益慈善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和载体，积极发扬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挥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建中的百花古寺，殿堂规模宏大，在规划建设中，以突出植物环境给众生的疗愈作用。不仅注重外围环境的绿化，还十分注重庭园绿化，“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见千林”，以庭园植物景观，用作大众悟道的自然对象，借这有限的庭院空间引向无限的空间境界。以此为契机，百花古寺将多栽植富有诗情画意的四季花木，以体现禅房花木深的意境。花木繁多，姿态各异的“百花齐放”与粗壮高大挺拔的古木相互结合，定能给人一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禅境，也为南香山打造国家级森林公园增添浓厚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