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佛寺座落于广州市北京路商业区中心地带——广百大厦正南。大佛寺始建于南汉(公元917-971年),名新藏寺,为南汉王刘龑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在羊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建七间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随着岁月的迁移、朝代的更迭,原先的“二十八寺”大多已钟停鼓息,已无可稽查;惟此一脉历尽劫波而不泯,流传至今,尤沧桑可考。
这座千年古刹在近百年间,经历两次劫难:一是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国库空虚,当局将大佛寺部分庙产变卖以充军饷。二是“文革”期间,大佛寺也难逃此劫,僧人被逐,庙宇被占,文物被毁。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落实,1986年,大佛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正式开放。1990年,广明法师应请卓锡来此担任住持,重燃传灯,续佛慧命。
1996年,耀智法师续任大佛寺住持,承担起中兴古刹重任,广结善缘,积聚人力物力,历时二十余载,自此,大佛寺得到四众弟子的赞许,成为香火旺盛的弘法道场。这其中有关大佛寺的因由和复建工程功德缘起,我们采访了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广州市大佛寺住持、广州市海云寺住持耀智大和尚。
让我们听听大和尚是怎么说的。
一、 晋院缘起
1996年4月,通过市宗教局、市佛教协会的协调,大佛寺举行了晋院仪式,自此我正式晋院。
事实上,在1995年时就应该晋院,但因缘际遇,我去了美国以及新加坡各地参学,一直到1996年1月份,才回到了广州。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来到大佛寺住持寺务。
二、 初发三大愿
彼时,大佛寺境况艰难,一个孤立的大雄宝殿便已是所有,同时,前方紧挨民宅,后面是学校,西侧和北侧的走廊亦是学校在用。
佛法有云: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愿力不敌因果,因果者天地之道,感应之宗,我能善感,则彼善应所感之因在我,所应之事在彼,三世善恶之果,具是我人身中之神所感召。
于是,我带领大众发愿。这就是大佛寺复建初期的三个大愿:
第一大愿,将大佛寺建设为一个弘法道场,收回学校;第二大愿,建立现代化图书馆;第三大愿,收回或者重建大佛寺历史的祖师塔园。
三、 图书馆建立
早在1921年,大佛寺就成立了“广州佛教阅经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并亲笔赠书“阐扬三密”四字横匾以是鼓励,至今匾额尚挂在大佛寺大殿门前。
为绍续民国时代大佛寺成立阅经社的殊胜因缘,2000年9月,通过各方努力,图书馆正式开馆,成为广东省第一家面对社会大众开放的佛教图书馆。这在当时很震撼的事情,一方面,现代化佛教图书馆在当时并不普及,无论是经验还是技术都相当缺乏;另一方面图书来源不易,涉及宗教的宣传品,国家有相关的管制,但佛教类的图书又非常的必要,后因动员了香港和台湾的信徒筹集书籍,一度受到很多误解,我多次被相关部门召唤谈话,身陷囹圄。谈到这里,大和尚的神情严肃寂然,语言几次哽咽……
四、收回学校
第二个,关于收回学校。在大殿后门,时为惠新西街小学。这里涉及到一段历史,此地在1950年的时候,被邮电部门借去办邮电子弟学校,到了1956年的时候,改为惠新西街小学。这个历程对于大佛寺来讲,视为借去,而归还,则是一段艰辛而曲折的历史。
落实宗教房产政策、学校归还给大佛寺这一举措,在当时争议非常大。一方面,关于事实认定有争议。认为只有文化大革命被占的房产才属于落实宗教房产政策,而此事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发生的,尤其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时间节点有争议。我们向各分呼吁,甚至通过政协写议案,包括规划局、国土局、越秀区政府和教育局、民族宗教局、统战部等各方开协调会,仍然未能解决。
我们积极寻求相关政策,以作为支持我们的依据。
其一,学校占地归还大佛寺是广义的落实宗教政策。大佛寺批准为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是必然的,而这与学校是相互影响的,需要政策来支持解决这个矛盾,作为千年古刹的大佛寺,大雄宝殿是标志是历史,不能动,相反,学校是可以搬的。
其二,1985年59号文件中,提及了三点:第一点,这个寺庙是批准开放的寺院,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开放。既然批准开放,就理应作为一个完整的寺院来开放,包括他附属的房产应该是归还给寺院;第二点,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佛寺已有僧道人员居住,是在文革的时候才被迫返俗。而这个学校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遗留的问题。国家也强调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没有解决,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开始,所以由此层面,这举措也是属于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第三点,按照当时国务院宗教局的解释是:符合第一条的,按照第一条办,符合第二条的按照第二条办,符合第三条的,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地方已长期被国家机关所占或者地基已不存在,是不属于落实宗教政策的,所以不符合第一条第二条才按照第三条来办,但同时不要在实际工作当中单引第三条,为落实宗教政策设置障碍。
在整个协调的过程中,尽管艰辛,但据理力争,争取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关于学校搬迁问题。学校搬迁面临的困难比较大,我们也依靠我们的诚意,愿意出资壹仟万帮助学校搬迁。以达成双赢的设想:学校有出路,我们有进路。既然寺院有进路,我们愿意付出,拿壹仟万来支持教育,但仍然没能解决。
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徐玉成主任的到临,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徐主任来到大佛寺,亲自了解到大佛寺面临的境况,其团队对该境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形成了中国佛教协会一个实地的调研报告,呈给了赵朴初会长批示。赵会长不但批示还专门为时任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和市长林树森写了个函,而且得到了林树森市长的重视,派了市政府有关人员到实地来协调。
至此,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即把惠新西街小学跟随老城区征地拆迁的麻雀学校一起分流到周边的学校,同时也意味着惠新西街小学归于大佛寺。
直到2003年政策落实,同时我们也兑现支持教育的承诺,尽管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尽管本可以一分不出,但既然承诺,就要兑现。学校归还以后,对我们大佛寺的发展是一个起步。
五、初愿完成
学校的回归,图书馆的建立,及大佛寺下院祖师塔园的建成,就完成了我初期复建大佛寺发的三大愿。三大愿完成后,我们就发新的三大愿。(未完待续)
供稿:耀涵、曾晓琴、林卫芬
编辑:法贤
审核:大信法师、明兰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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